新一輪的公務用車改革正在啟動。無論是高層的一再表態(tài)，還是目前可見的一些相關文件，都在表明，“三公消費”中的重要一環(huán)——公車問題，改革的壓力越來越大。此次公務用車專項治理的效果如何，社會各界也相當期待。

　　多年來，公車改革這個議題一再被翻出，被關注，被聚焦，然而熱鬧一段時間之后，又復歸寂靜。公務用車的種種亂象，改不動，改不了。

　　公車改革難嗎？當然難。因為這項改革觸及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者。這個群體，又都是公共權力的擁有者、公正政策的制定者、公共話語權的掌握者。所謂拿自己開刀，自然不易。

　　眼下可以見到的《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管理辦法》及《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預算決算管理辦法》，都可視為控制公車總量、嚴格公車配備標準、規(guī)范公車使用的相關文件。一些地方也開始行動，推出的治理舉措基本與上述文件精神大同小異。

　　從這一次公車改革的氣勢來看，公車改革或會有新的進展，改革舉措也基本符合社會的預期。不過，就現(xiàn)在可以看到的力度而言，此前有媒體所稱的“史上最嚴厲公車治理”一說，又多少顯得有些許夸張的意味。

　　在過去幾年中，公車改革其實有過多次行動，但觀察其效果，卻令人失望——改革基本沒有進展，或者說基本沒見成效。公車數(shù)量在試圖壓縮的過程中不斷增長、公車標準在尋求規(guī)范的過程中一再提升。以行政級別確定專車的制度，在現(xiàn)實中卻形同虛設。一些地方芝麻大的官，也堂而皇之開著政府配備的豪車。

　　在過去幾年中，一些地方曾探索取消公車，實施貨幣化改革，按官員級別高低發(fā)放相應檔次的交通補貼，或按相應優(yōu)惠額度將公車“賣”給官員。乍看起來，這些方案并不差，遺憾的是，操作起來之后，公車數(shù)量不見減少，被“改革”的公車被視為福利，以低廉的價格分配給了官員。

　　這些情形說明，由于被改革對象力量強大的抵制與消極回應改革政策，幾年來公車改革的經(jīng)總體上被念歪。由于特權、福利意識作祟，由于相關財政預算的軟約束，也由于缺少實際的懲罰舉措，其結果，公車改革一再失敗，擁有特權者照舊享受特權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特權不僅具有壟斷特征，還具有轉移特征。所謂“一人得道，雞犬升天”。一些手中握有權力者，不僅將權力轉化用于惠及自身，還將“恩澤”轉移到了身邊人身上。公車的濫用不僅體現(xiàn)在一些官員身上，身邊人（家屬、司機）等也可隨意使用。

　　另外，公務車在維修環(huán)節(jié)出現(xiàn)的維修材料投標報價缺乏執(zhí)行約束力等行為，業(yè)已成為公車腐敗新的“增長點”。比之公車使用的低效率和高浪費，使用、維修過程中的腐敗，其危害同樣相當嚴重。

　　概言之，過去若干年間，公車改革的不如人意，并非改革舉措有多大問題，乃因政策執(zhí)行不到位，使得政策效應被嚴重消解。因為阻力之大，反過來導致改革動力被弱化，違規(guī)用車的官員也不會得到真正的懲罰。公車改革長期徘徊不前，關鍵就在于此。

　　今年的全國“兩會”上，民革中央曾提交《如何破解公車改革之困局》的提案，從嚴格控制公車購置數(shù)量，限制購置公車的金額、型號或馬力，對公車行駛里程、油耗、維修保養(yǎng)費用等項目實行“軟監(jiān)管”，對未經(jīng)授權私用公車的行為進行嚴懲等方面實現(xiàn)公車改革方案的優(yōu)化。應該說，這些建議都非常具有針對性，值得各地車改過程中參考借鑒。不過，公車改革多年來的失敗早已告訴人們，難的不是制定方案，而是方案定出之后，制度執(zhí)行究竟有多大力度。制度執(zhí)行不力，本質上則是因為觸碰到的權力在起負面作用。

　　在這個意義上，公車改革與所有需要深化的行政系統(tǒng)內部改革問題一樣，最核心的一點，不是就車改論車改，而是要管好、管住權力。公車改革之難，折射了政府“自我革命”之難。但即便再難，公車改革過程中也斷不可踩剎車。將政府公權變成特權、變成私產的現(xiàn)象，無論如何不能繼續(xù)重演。透明的權力、受約束的權力，絕不該成為一個時代、一個社會的稀缺品。